受上游沙尘输送影响，4月3日北京出现沙尘天气。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本次沙尘过程出现在3日中午至傍晚。北京市气象台已于2日16时35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今年以来，北京已多次受到沙尘天气影响。最早一次出现在1月8日，受冷空气大风影响，北京被纳入中央气象台的沙尘暴蓝色预警范围。2月20日至21日，受强沙尘天气过程影响，北京PM10浓度峰值一度超过监测上限。
根据国家林草局和中国气象局今年2月的预测，今年春季（3月至5月）北方地区沙尘天气过程次数为11至13次，接近常年同期水平，其中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预计为2至4次。
沙尘天气是我国北方地区春季常见的一种灾害性天气，3月至5月为多发期。北京的沙尘源既来自境外的蒙古国南部，也来自境内的我国西北、华北地区。
4月1日，中国气象局与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首次联合开展视频会商，共同研判4月2日至5日的沙尘天气过程、今年春季植被长势及未来天气趋势。会商中，国家气象中心专家系统介绍了本次沙尘天气过程的强度、范围及今年以来我国沙尘天气的特征，并提示关注蒙古国南部起沙对我国内蒙古中西部以及华北地区的影响。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专家分享了3月蒙古国沙尘监测情况，指出受前期降水偏少影响，预计4月至6月蒙古国植被长势与常年持平或略偏差，需持续关注后期降水变化。
蒙古国南部是北京PM10的最大来源。在2020年的3次沙尘天气过程中，蒙古国东戈壁省沙源地对北京沙尘贡献率达65%。根据文献资料，2020年以来，蒙古国南部区域沙尘释放对东亚中部总释尘量的贡献呈明显增长趋势，对北京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对境内北京周边沙尘源释尘量的测算，2000年至2024年年均释尘量约为73万吨。乌兰察布高原退化荒漠草原治理区是境内北京周边最主要的沙尘释放源地，年均释尘量33万吨，占释尘总量的45%。其次是鄂尔多斯高原沙化土地治理区和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沙化土地治理区，年均释尘量合计28万吨，占释尘总量的38%。从土地利用类型看，沙地、草地和耕地是最主要的释尘源地类型，分别占境内北京周边沙尘源释尘量的33%、50%和12%，其他类型占5%，裸土地释尘量仅占0.06%，对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据气象部门资料和有关专家分析，沙尘进入北京地区主要有三条路径。西北路是指从蒙古国南部，经我国内蒙古朱日和地区及河北省洋河河谷影响北京地区，约占56%。西路是指从黄土高原经山西北部影响北京地区，约占37%。北路则是指从蒙古国南部进入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一带，经河北省黑河河谷影响北京地区，约占7%。除了受上述3条沙尘路径影响外，沙尘回流也是影响北京沙尘天气的重要原因，这类情形主要是沙尘先直接输送到北京，然后到达渤海湾和朝鲜半岛区域，在蒙古气旋作用下，沙尘回流再次影响北京。
监测结果显示，近20年来，影响北京的沙尘天气总体上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次数由本世纪初年均7次下降到近10年的年均3.6次。受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影响，沙尘天气呈现出年际变化特征。据气象资料，近70年来，北京地区沙尘天气日数(包括浮尘、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具有明显的减少趋势。上世纪60年代年沙尘日数平均为26.4天，70年代27.2天，80年代减少为11.3天，90年代只有5.2天，2000年以来为5.6天，较90年代略有增加，主要是由于2000、2001、2002、2006年和2023年出现多次沙尘天气，年沙尘日数都达到或超过10天。
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会长期存在，但土地沙化是可防可治的。实践证明，在沙尘源区和路径区，坚持因害设防，因地制宜，采取工程、生物措施相结合，乔灌草相结合，增加地表植被，增强地表抑沙能力，减少沙源，是减缓沙尘天气的有效措施。
国家林草局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三北”、“双重”、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1.52亿亩，超额完成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的目标任务。在北方风沙带上初步构建起了一条多林种多树种有机结合、乔灌草科学配置的绿色生态屏障。监测结果显示，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5个调查监测期持续缩减，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增加了4.15个百分点，生态状况持续向好。
国家林草局以“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为依托，强化区域联防联治，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沙漠边缘和腹地、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统筹谋划，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通过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恢复和增加沙尘源区及路径区林草植被，提升荒漠生态系统功能和质量，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进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东北亚沙尘暴监测和治理合作交流，携手构建跨境沙尘暴联防联治的国际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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